璎珞珞的绝望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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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前按：我想我已经越来越适应我所在的这份报纸了，我跟同事说我不知道这是喜是悲。所以很久都没有写博客了，尽管我有很多的话想说。每天我疲于奔赴在各种鸡零狗碎的琐事中，对于文字是越来越倦怠和应付。关于小面包在北京自燃，一死九伤这件事，因为同事的线索，我也是第一时间去医院的媒体。事隔两周，却也物事人非。昨天再回去采访死者的家属，他的一句话深深触动了我：别来了，反正报来报去也没有用。

可我还是去了。来做社会记者前，满心憧憬的都是如何帮助弱势的人。在发现自己的力量如此微不足道后，我所能做的，只不过是在采访后从钱包里抽些钱塞给他。据我所知，大部分的热线记者都有过这种经历。

还因为愧疚。逼着别人回忆这些苦难的事，扯开别人的伤口并不是我擅长的事。我想我不是个好记者，我总是不忍心去追问那些痛苦的细节，尽管我知道细节是最有力量的。

这篇稿子，是今早晨4点半起来花了一个小时写的。今天下午我看到了总编的评语，只有七个字：时间点乱写作差。于是原先的半个版变成了一个头条。我想我写的还不是日报想要的东西，我要好好反思一下。另外，从今天起，我要复兴博客了。

13日早6点，一辆面包车在京承高速城铁望京西站处自燃，当场1死9伤。25日晚上6点15，最后一名重伤者常志勇去世，死亡人数达到五人。这十人中除了周道春是来自贵州的孤儿，剩下的都是四川巴中南江的老乡，而且彼此都是亲属。这场突如其来的意外灾难，成了笼罩在他们身上挥之不去的噩梦。

等待 逝者

20日女婿郑强去世，五天后又送走了儿子常志勇，62岁的常华章几乎是一夜之间白了头发。回想起这几天的经历，他已经欲哭无泪。

“我是在13日中午12点多接到这一消息，当时就打电话让成都的亲戚帮忙订了机票。之后我坐摩托赶到附近的广元镇，已经是傍晚7点。接着我又连夜坐大巴赶到成都，早晨5点多，成都的亲戚将我送往机场，到的时候已经在离起飞只剩20分钟了。”

到达北京的时候已经是事发第二天的9点半，仍然是朋友在机场接他去了医院。“医生不让看，说人太多，我就在门口守着等医生走。当时偷瞄了一眼我就开始站不住了，根本就都不像个人了！”

常华章心里知道，那两张床上烧的黑乎乎已经辨不清样子的，就是自己的儿子和女婿。“郑强烧伤面积是99%,医生说已经没什么希望了，我们只能想办法先筹钱给儿子做手术。”  来北京时，常华章带走了家里仅剩的几千块钱。因为做手术急着要钱，15日那一天他又跟在北京的老乡们凑了两万，依然不够。只能硬着头皮打电话回去让邻居在信用社又贷了三万，这才凑够了第一次手术的五万块钱。

可是钱花光了，人却没有保住，命运仿佛在连续捉弄常华章。两年前，他在上海打工的大儿子得了急性脑膜炎，他也是借了五万块钱坐了两天两夜车前去给他做手术，依然没有救活。“现在家里已经欠了七八万了，”几天前政府给每位伤者发了一万元补贴，常华章直接拿去还了朋友，“他们也不富裕，这些钱都是活命的。”

常华章只有这么两个儿子，唯一的女儿常桂花在一周前丈夫郑强去世后，就寸步不离守在二哥的床前。常志勇的去世彻底击垮了她，这三天她不吃不喝，几乎没有下床。

常志勇在一年前跟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前妻离了婚，留下了一个16岁的女儿，在镇上读高中，成绩很好。郑强则有一个14岁的女儿和12岁的儿子，也在镇上读书。三个人每月的生活费加房租，少说也要一千多。郑强在的时候，每个月能往家里寄近两千块。而身为村支书的常华章，一个月扣掉各种费用，拿到手里的工资只有100多块。

“我真的不知道以后该怎么办，”泪水还是不知不觉留了下来，常华章捂住了眼睛，“我还瞒着孩子他妈，她比我小一岁，身体又不好。天天盼着我们回家，每次打电话都问什么时候回。我还能怎么说？只能骗他说孩子们病的有点厉害，还得过几天才会好。”据悉，这四名死者的母亲都还健在，也都被蒙在鼓里。

儿子死后，医院就不再让常华章住在病房外的走廊上了。常华章和另外三名死者的家属听从了医院职工的建议，在附近的干休所租了四间房，每个房间一天是100块。四名死者的遗体还在法医鉴定中心，家属们一直在等待，等待着最后的结果出来后，就带着骨灰回家。

尽管车主一直未露面，但家属们并不恨他。“超载也是上边老板规定的，跟他应该没有什么关系。”李平荣的妻子何琴表示，“我们恨得是司机，他当时跳下车后只要开一下车门，就绝对不会发生这么惨烈的事了。”

未来的生活还是要继续，常华章希望能政府能给出一笔合理的抚恤金，回家后也能对亲朋好友有个交代。家里仅有的生活来源没了，对他来说，怎么靠他那点微薄的薪水养活这一大家人，是今后必须面对的难题。

等待 生者

张德志的妻子何女士和代向阳的妻子石女士，一直住在病房外的走廊上。自从四名烧伤97%以上的重伤者都去世后，烧伤面积75%的张德志就和80%的代向阳一起，从普通病房搬到了特护病房。死者的家属一个个搬走后，就只剩下她俩还在坚守。

张德志才做了第二次手术，将大腿上完好的皮肤移植到了伤处。“整整三个小时，太揪心了。医生又不让看，我就一直在外面站着。”何女士比十天前明显消瘦了很多，1米56的她现在还不到80斤，比十天前整整瘦了8斤。

说话间石女士一直在一旁托着下巴，眼睛眯缝着几次差点合上。“太困了，眼睛总是睁不开，但是又睡不好。每天一闭上眼就梦到那些氧气管、白大褂和吊瓶之类的，老在眼前晃悠。”

为了省钱，她俩交了35元在地下室租了个煤气灶，一天可以做两顿饭。“今天晚饭做的是白菜丸子汤，医生说要多吃蔬菜。”何女士拿出一只碗，让石女士帮她去打碗饭。“上午刚去了趟朝阳区应急办，他们留了我的电话，说下周一会给答复。太累了，实在是连动的力气都没有了。”

做手术的病人还要滋补，买一份鸽子汤或乌鸡汤就要几十元。两个女人每天都凑合着吃馒头和咸菜，将剩下的钱给夫买营养品。她俩也在等待，尽管这段艰难的日子还看不到尽头，但至少她们还有看到丈夫活下去的希望。对于还要面对的巨额医疗费，她们仍然相信会有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