璎珞珞的绝望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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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前按：报社跟肯德基搞了个活动，说建国六十周年得采访叫建国的人。某同事说，你不是以前搞娱乐嘛，去采访邓建国呗。汗，不过多亏了许老师，还真是没费太多力气就找到了。当时邓建国还在广州，等他回了北京，某个周日下午约在牡丹园那某酒店的咖啡厅。那天一出门就赶上了暴雨啊，车又不好打，等赶到那真是淋到鞋子都给泡了一团糟。
不过邓建国老师真是很可爱的人，依然是那头标志性的黄色头发，以致我拍的照片编辑都说不符合主旋律一张都没用上。我一直在提醒自己，他可是跟老爸一年生人啊。邓老师说，我没赶上好时候，那个年代的娱记都很喜欢他，因为他可以不断的炒作新闻。这个我相信，记者嘛，最怕的是没有新闻点，谁会拒绝一个不停制造爆炸新闻，又跟明星们息息相关的人呢。
我想现在的邓老师也很讨人喜欢，会体贴的帮点饮料，在新书上写祝福时留下自己的电话号码，邀请你跟朋友共进晚餐。而且不会拒绝你的问题，说起话来滔滔不绝，是个合适的采访对象。
齐教授则是社科院那个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的副所长，老天啊，这个名字我记了半天才记住。众所周知，我是个极不具经济头脑的人，采访前还很是硬着头皮看了一些关于他的采访。还好真的聊起来，齐教授深入浅出的讲解反而恶补了我一下经济知识，让我也突然有了兴趣回家翻翻那本都长了毛的《经济学原理》。
搞经济的教授说起话来，果然逻辑性极强，自己就可以把一二三总结的很清楚。可惜写这篇采访真的很痛苦，录音时间太长，可以拎的亮点又不是特别清楚。所以我从周二拖到周日，又拖到夜班。终于在稿子需要见报的当天早晨，从三点写到五点半给写完了。当时突然有些内疚，我听他们成长的故事那么详细，却从来没有好好听听老爸成长发家史。好歹这也是只从山沟里飞出的金凤凰嘛，哪天也给他写篇采访，即使见不了报纸，也可以留着我以后出自传用嘛，哈。

邓建国：特殊年代造就特殊人生  从农民到影视大鳄

 

一身酒红色的G-STAR T恤搭配白色亚麻休闲裤，标志性的黄色短发，坐在咖啡厅橘黄色沙发上的邓建国，怎么都看不出是59年生人。 “其实我的人生就是中国近五十年社会变迁的一个缩影。”“大嘴” 的他微微一笑，露出熟悉的“邓氏笑容”，依然是一出口就语不惊人死不休。

白手起家 从林场放映员到明星创作室

在1959年12月28日出生于江西的邓建国，是家中的老大，四个弟弟分别取名为建平、健民、建仁和建安。“那时正是大饥荒时期，我生下来才三斤半，差点被扔掉。我父亲当时是林场最有学问的秀才，给我们兄弟取了这些名字。

其实邓建国也不知道父亲取这个名字是否跟建国十周年有关，不过他仍然表示，“我觉得这个名字很好，特别容易记，曾经在香港有人算命想帮我改都没改。后来跟张国立合作了七年，我俩一个立国一个建国，是很好的组合。”

因为那个特殊的年代，再加上邓建国本身也不喜欢读书，高二的时候他就退学了。20的时候他在林场担任放映员，五年放了500多部电影。“不过那时做梦都没想到将来会拍电影，”问到当时的理想邓建国笑了，“那时觉得北京都太遥远了，能看看天安门就非常满足了。”

尽管当时捧的是国营企业的铁饭碗，邓建国还是毅然在市场经济转型的初期选择了下海。84年的时候他以残疾人的名义，在抚州民政局下面搞了一个信息部。86年的时候邓建国第一次去了北京，这一次他说通了《中国农村经营报》，成为了其九江信息站的站长，这也是中国第一个私人承包报社的人。

随着全国人民勇闯海南淘金，邓建国又坐不住了，他带着之前做无尘粉笔跟灭蚊片的20多万去了海南办工厂，却阴差阳错成了《海南科技报》的总编。不过因为部下的一场“叛变”，两年后他拿着仅剩的两万多元和一台意外得来的摄像机去了珠海。

那是邓建国第一次见到摄像机，显然他当时并没有意识到有一天会用它来拍摄电影。没有人教，他就自己琢磨着去给人拍婚庆片，又跑到广州去给广交会上的企业拍专题片，收费两千八一家。“我应该还算是婚庆片的鼻祖，”邓建国自嘲说，“而且因为当时专业人员很少，我都是聘请了电视台的人帮我打工，也就是那时建立起了联系。”

之后的邓建国就靠这些资本在广州一步步向上攀登，一直到94年认识了珠影厂总经理黄勇，然后在他的旗下成立了“明星创作室”，这也是中国最早成立的民营影视公司。

一夜成名 《广州故事》是最大转折

“如果当时没在书店看到《广州教父》这本书的话，就不会有后来的我。”提起这段往事，邓建国掩饰不住得意。“那个时侯我特别胆大，虽然账面上加起来不到30万，却拿了大概10万来宣传炒作。我在广东的《南方日报》和《粤港信息报》上各登了一个整版的彩色广告，号称投资两千多万，是广东有史以来最大的一部制作电视剧。”

邓建国连连感概自己当时是以小搏大、胆大妄为。“等到广告都做好了，我才去联系香港的演员。然后又拿出一万块钱，在天河体育场搞了个千人开机仪式。有两个公司，当时就 一个给了五十多万、一个给了七十多万，从这120万开始就一边拉广告一边拍戏。”

结果这部戏他请到了整套的香港班底，大规模签约香港艺人、导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97年初他就正式成立了广东巨星营业有限公司，从此真正走向影视产业化道路。这一年他还拍摄了《康熙微服私访》等8部影视作品，令巨星公司突然崛起。

 光环也接踵而来，2000年邓建国当选“影视界十大风云人物”，2001年受聘为四川大学客座教授，2002年荣膺中国营销“十大创意人”， 2003年在中国改革人物征评活动组委会评出的25位“中国改革之星”中，邓建国成为唯一上榜的影视人物。给出的入选词是：以“一个放映员的成功”激励了无数满怀激情创业的人。此外，邓建国在投资影视的时候，不断地告诉别人做影视赚钱、做影视出名，无形当中带来了很多外来资金进入了这个圈子，中国的影视界如果没有邓建国是不完整的。

激流勇退 五十岁后开始调整

邓建国表示出名后日子开始并不好过，很多人开始有意排挤他，特别是些当选，给他带来很大争议。“其实我的炒作跟宋祖德不一样，宋祖德是在骂人，而我是不停地在拍戏。我的炒作最多让自己出名，但没有伤害别人。”

于是02年开始邓建国就开始宣布退出影视圈做了酒业的宣传，先是伟哥酒的代言，然后是经营赤水河酒。“那个时侯做影视做的容易了，根本不懂其它行业。人家说影视圈做酒有两个傻瓜，一个是赵本山，刘老根酒被抢注。另一个就是我，赤水河酒被抢注。所以后来就不做了，转给了别人。”

现在的邓建国忙着做一个网上购物商场，“可能会去一个网站做主持人，上海一个网站邀请了很久。”而23岁的儿子现在也在做网站，这也主要是为了协助儿子。至于拍电影，“有人投资就做制片人，没有就不拍了。现在筹拍一部在山东的新戏《解放兖州》，是战争题材。”

“现在最重要的是身体，接下来是爱情家庭，事业被我排在第三位。”邓建国慢悠悠的呷了一口茶，“五十岁之前是事业排第一，家庭排第二，身体排最后。五十岁知天命后开始调整。不再是急于去做什么，而是慢慢寻找机会。此外有时间多出去看看，游山玩水，常跟朋友一起喝茶聊天，让生活轻松一些。”

至于感情，去年底在全国举行大规模海选征婚的邓建国直言自己做了一件愚蠢的事。“那个时侯刚给谈了七年的女朋友分手，特别痛苦。现在反而不急了，等待缘分吧。”

“我认识好莱坞的一个编辑，拍《雨人》的。他来了中国后，说最想把我这个人物拍出来。因为中国改革开放时我刚好二十岁，现在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一步步走到现在，也算是一个社会缩影。”

 

 齐建国：误打误撞 从山区一路闯进社科院 

　　和齐建国教授的采访约在一个周二傍晚，他前一天刚出差回来，过两天又要走，只能在下班后抽出两个小时给我。在社科院那间堆满书籍和文件的办公室里，齐教授笑眯眯的讲起了属于他那一代人特殊的成长历程。

山沟里飞出的金凤凰

齐建国教授出生于河北唐山迁西的一个小山区，父亲读过三年私塾，母亲则完全不识字。身为长子的他有六个弟弟，都是“建”字辈。“叫建国也是顺应那个时代的潮流，再说正好姓齐，就是齐心协力建设国家嘛。”

那是个很贫困的山区，耕地很少，一年的大部分时光只能吃野菜。不过齐建国仍然很幸运的，6岁时背着石膏板踏进了小学。紧接着又赶上文革时的义务教育念了初中，并最终读到高中毕业。要知道在他之前，村里连个中学生都没有出过。

读书时齐建国就在数学方面显示出了天赋，成绩年年第一，数学也考得最高。74年毕业时他才十七岁，因为学了几年种田知识，竟做了公社的大队长。“要说中国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其实我是最早发明的，比安徽那边早了四年。”齐建国回忆说，“我当时想，那时家家都有自留地，一小块一小块在平地上。而生产地在山坡上，大家吃大锅饭谁都不愿意去卖命干，于是我就进行了置换，一分自留地可以换几分生产地。”结果效果出奇的好，晚上大家都挑灯上山翻种，干劲十足。

齐建国又带领大家修了井，在种植冬小麦的同时套种玉米、套种白菜。结果一年下来，不但全年粮食够吃，还象征性的给国家交了1000斤粮食。也正是这些突出的成绩，让公社干部发现了齐建国年纪轻轻，就擅作主张，于是理所当然就撤了他的职务。随后的两年，齐建国做了民办高中的老师，一直到77年恢复了高考。

由于县里的学习条件太过落后，第一年高考齐建国落榜了，这对他打击很大。接下来的三个月里，他一边给学生上课批改作业，一边疯狂的拿着课本自学数理化，一天只睡不到三个小时。终于在第二年高考拿到了343分，成了那座贫困小山村飞出的第一只金凤凰。

一篇论文迈进社科院

因为当时和公社干部有些矛盾，过了重点线的齐建国一口气填了五个边缘地方的非重点，并且在所有学校下面注明“坚决服从分配，只要能上学就行”。就这样，齐建国来到了未曾填报的重庆大学，阴差阳错做了炼钢专业的一名新生。

刚走出小山沟的齐建国对很多知识都不懂。“第一次英语分快慢班时老师让默写26个英文字母，我在想什么是英文啊，可能和拼音不一样的就吧。于是就把什么α、β、γ全写上了，后来就给分到了慢班。”也因此，齐建国格外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每天的生活就是“宿舍-图书馆-教室”三点一线。除了刻苦补习英语，还通过广播自学了日语。等到两年后结课时，齐建国的英语已经拿到了优。

那年他们的毕业设计是，如何使压制手表表盘的模具寿命延长。因为模具是钢制作的，一般砸200次就会裂。三个月后，齐建国和他的同学们研究到了6000次。做为工科学生，大家的论文都是讨论如何研制结实耐用的钢。“只有我加了原本模具的寿命和成本跟改进后钢的对比。因为我们学过经济课，但是全年级180人的论文，只有我一个人带有经济分析。”说起这一段往事，齐教授很得意。

刚好当时社科院来到重庆大学的钢铁冶金专业选人，一下就通过这篇论文选中了齐建国。

“齐大设计”三天打败三个月

82年齐建国来到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时，技术经济在国内还处于起步阶段。85年他到了科研组织处，开始了一边学习一边工作的阶段。从科长到处长，这一干就是13年。“这段时期对我是很重要的，它为我今后的事业奠定了基础。”谈起这段岁月，齐教授满怀感恩。“一来我可以直接对话到这个领域最顶级的专家，通过跟他们的交流锻炼了我综合的思维能力。二则培养了我的管理能力，因为一个课题从设计到研究到组织我会全程参与。最后，因为接触多了各种集成成果，使我对前沿问题十分敏感。”

这些经历也造就了齐建国“齐大设计”的美誉。93年时韩国想用三万多美元，在社科院资助两个项目。因为消息闭塞，齐建国在三个月期限还差三天时，才得知此消息。既要跟韩国有关，又要是中国目前的经济问题，齐建国灵机一动，提出了“环渤海经济圈”的课题，一举从那17个项目中脱颖而出。

接下来齐建国又在技术创新、知识经济、循环经济等问题上颇有建树。现在的齐教授，因为一直在研究中国经济数据实录，经常会在媒体上发表对房地产、物价、就业问题等看法，这些都是跟老百姓息息相关的。尽管金融危机的阴影还未曾散开，在祖国60岁华诞即将来临之时，齐教授仍然乐观的表示，中国的经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依然颇具潜力。